苏轼并没有因为宋神宗的大赦而急于北上去汝州赴任，恰恰相反地却是顺江沿东而下，又是登庐山，又是逛金陵，一路游山玩水好不惬意，吟诗题字放荡不羁，好整一个世家的公子哥再生！

然而，苏轼能够屡次逃过劫难，其子却是没有他那般幸运，终是劫难不能幸免。当霉运再次降临之时，却是其幺儿经受不了旅途挫折，又是风寒又是晕船，更还随之一路风吹，那曾有过一点照应，于是没有丝毫悬念地途中夭折……

于是，苏轼的游玩失却了兴致，方才又碾转回到常州。

说来苏轼也是一个奇葩，没有一个男人应有的担当，拖家带口的，一点也不考虑家人的感受，更没有想着幼子的脆弱，却只贪图着自己那一个诗情画意般的游山玩水图新鲜求刺激，却那管得妻儿弱小的旅途颠簸劳累病磨。

幼子得了风寒，苏轼也不闻不问，照样随船东下！即使幼子发着高烧，晕船呕吐不停，苏轼也绝不为之停留一分……

所以苏轼幺儿的夭折，与其说是病折，还不如说是苏轼的茫然不顾，不爱惜家人所致。

正所谓“生而不养父之过”，苏轼的脑子里面的观念完全不同于世人，他的想法就是他有了点钱，养子的事情一概都是妇人之事，至于旅途颠簸那些却都是女人家的事，他更不会亲自去为儿把屎把尿的。至于，幼子呕吐秽物，苏轼唯恐避之而不及，却那还会有帮妇人照看婴儿的闲心情！

当然，他苏轼没钱的日子，无论是妻，还是子，那肯定更是没得想的了。由此可见一斑，其子的旅途身死，苏轼应该负全责的，然而他却没有丁点这种想法，更不会有丝毫内疚心理。

九月，苏轼在常州宜兴自己的住家宅院里，两次给神宗皇帝上表乞求留在常州，更有再次上书之时附了《乞常州居住表》说是因为“资用罄竭，去汝尚远，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

言而总之，概而括之，反正就是苏轼有诸多理由、万般借口申请辞职，皇帝再是天高但有籍口路远，皇帝老子再是通天也不知道苏轼玩的这一出，就同意了他定居常州的诏命。

于是苏轼就真正地第一次定居常州了，这次就不再是黄州之时地为生活而开垦东坡，却是真的诗情画意般在过着舒服惬意的田园生活……

次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又受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

此次，苏轼官复原位，他就没有再别扭地扭扭捏捏了，但“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碎。

四个月后，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于是，拖家带口返回京都。在朝仅仅半月，就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再次晋升为中书舍人。不久，更是官运连连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期间，杭州通判那次买来的通床丫鬟王朝云因乖巧而一直跟随，于天佑三年有孕在身，继而苏轼纳之为妾，生子‘干儿’。

然而，当苏轼看到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保守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势力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的“王党”不过一丘之貉，乃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

然而，好不容易翻身的守旧势力怎会为你苏轼一人之言而撼动，历来自古都不乏“痛打落水狗”的例子，司马光不会例外，他引领的守旧势力更不会心慈手软。就犹如当初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势力得逞，也是对着守旧势力乘胜追击想着一网打尽一般无二。

苏轼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更是引起了大部分内部人世反感，于是又遭诬告陷害。此次，却是再没有王安石那种看大局之人为之说情。

于是乎，苏轼到了这时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