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每一次时代的更替，都以土地为标志；每一次王朝的变迁，都以土地为内容。

西周建立的封建制的核心，是对土地的所有权做出了从上到下的等级式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这是一个终极的地主，一般而言，凡是过于绝对的，往往是最不实惠的。因此天子实际拥有的土地非常少，只有京城周围那么一点点而已。其他的土地，则大多以“分封”的模式被天子分给了自己的家人、大臣和贵族们。

天子分封出去的这些家人，这些大臣，这些贵族，叫做公、侯、伯、子、男。而这些接受天子分封的皇亲大臣贵族，如今被我们称作“诸侯”。

诸侯之下，则是分封的士大夫，也是士。士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诸侯的门客，也是妥妥的无产阶级。士的理想，便是重新分配天下的土地，以更为合理的模式，用更为科学的制度，以便能够让有限的土地保障更多的人的利益。

于是，有了商鞅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

无论汉朝二十等军爵制，还是三国时期的曹魏屯田制，以及现在隋唐的府兵制，其实都是以商鞅二十军功为基础的军爵变种。

谁能够更合理更科学地分配土地，谁便是民心所向。

那些无数次高喊着“均田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们，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平均并不总是合理的，只有让自己的士兵能够通过战争获得利益，只有让自己的百姓愿意通过从军获得土地，他们才会拼出性命为领袖们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江山。

秦朝因为不能保证军爵可以授田，于是百万虎狼之师让刘邦兵不血刃而入。大唐也是因为没有土地封赏府兵，于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藩镇割据。

陈应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朝代。如果把开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不能妥善的解决，那么后世子孙，永远不可能解决。

大唐面临的最直观问题就是关中太小，土地是有限的。区区不到四千万亩田地，哪怕依靠后世的粮食产量，也仅能养活两千余万人。但是关中的土地，仅半掌握在世族门阀手中，余下的土地，除了自耕农之外，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支配给府兵的土地。

像大唐这样在关中地区保持二十万常备军，至少需要关中一半的土地赏功。

陈应目前能做的，就是让大唐关中减少人口集中，否则这个雷迟早有一天会爆炸。

所以，陈应利用粮荒这个时机，恰当的建议李建成向关外迁徙人口。

裁撤府兵也好，迁徙人口也罢，其实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迁都。把都城迁到洛阳或者邺城，哪怕是汴梁都比长安强。

在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时代，仅仅粮食和生活物资运输，就会把大唐压迫得疲惫不堪。

陈应回到陈家堡的时候，许敬宗拿着卷宗正等着陈应。

许敬宗把手中的厚厚卷宗递到陈应手中，满脸堆笑道：“主上，事情谈妥了，咱们借给粮商共计一百五十万贯，他们质押物全部在此！”

陈应匆匆扫视一眼，发现上面的质押物被狠狠的压价。

陈应笑道：“他们现在应该纵酒狂欢？”

许敬宗点点头。

陈应心情却依旧非常沉重。

许敬宗非常疑惑的道：“主上，咱们计划，咱们一定可以抄底关中粮商，粮食价格必大跌，您为何顾虑重重？”

“关中这场旱灾，不知道几时才能缓解！”陈应叹了口气道：“不管代价多高，总不能让京畿断粮；其二就是走水路从江淮运粮援京；其三，尽可能将关中百姓调到容易得粮的沿河地区就食，缓解京畿粮食供应的压力……”

说到这里，陈应的目光盯在潼关至函谷关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