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些无关的车水马龙，我们三人突然停止了谈话。

“有意义吗？兄弟们，我们有意义吗？”这是李茅的声音。“钱有挣完的时候吗？我们在这里探讨着的事情，对这间屋子以外的人，对这马路上的人群，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我们之中，如同一声惊雷。

我们都不敢看对方，我们之间都感到某种莫名的羞愧。李茅这一问，是我们都不敢面对的。

“前几天，我父亲来了，他一辈子教书的学校，已经拆了，尽管我和然然捐过款，校舍也已经重修过了，但没有学生没有老师了。好学生都上街了，更好的到市里去读书了，最好的尖子已经到了济南青岛等大城市，我们乡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考上一本了，父亲有一句话，让我流泪了。”

我们没有打断他，静听他哽咽的声音：“我父亲说：也许，我会是我们乡中考出去的，最后一个清华生了。”

长久的沉默，这话捅到了我们心中的痛处。小苏从贫困农村来，我也是，李茅也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进了城市，挣了钱。但是，与我们一样的乡亲孩子们，如今大多在教学质量不高的学校里混日子。

更多的根本没有信心读高中，为摆脱眼前的贫困，都出去打工，流落四方了。父母没信心，孩子没信心，连老师都没信心了。

我们的经历证明，如果没能有好的教育，贫困是会传承的。在大多数乡甚至县的中学里，好老师都被市或省里的中学调走了，好生源也被大城市吸走，在恶性循环的状况下，教育改变命运这个说法，有时，如同一个笑话。

我们从那片土地来，看到他日渐荒芜和衰败。我们曾与那片土地的孩子是亲人，但我们却从来没想过，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

有意义吗？我们唱着上千元一瓶的酒，仿佛站在世界的潮头。但是，这个世界，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起我那可怜的乡中，已经没有我熟悉的意气风发的师生了。我最爱的张老师，已经退休到成都，当了一名普通的老太太。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青春希望的年轻老师，也熬不住山区的贫困与孤独。

孩子们呢？有条件的家长，早已到县到市，给孩子安排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了。最需要改变命运的穷困孩子，他们接受着这种没有竞争力的教育，迟早会汇入打工者的大军，希望没有了，火种没有了。

我当年惊异于县中与乡中的巨大区别，二娃和我，本来是一样的人，高考的差异如此之大。现在的差距，恐怕会更大一些吧。

好久，小苏说到：“我大学的时候，也到贵州支过教，我原以为我老家穷，哪知道，贵州那地方，比我老家更穷，穷得让人无法想象。那里的学校，几乎成了儿童寄宿院，学习为辅，管住他们不惹事为主。有的学生，父母外出几年没见过面，有的学生，从小母亲离家，属于单亲。他们住的爷爷奶奶家，那房子，一脚都蹬得垮，他们是最需要改变的，而教育现状，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

“我们支教也是短时间的，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工作，我们曾经给孩子们带了些希望，走的时候，又让他们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他们的最后亮光也暗淡下来，成了麻木的人。”

听到他们的叙述，我更感觉自己的渺小。毕竟，为了这种改变，李茅出过钱，小苏出过力。但我，最早富起来的人，却没有实际行动过。

这不正是班长给我提醒的吗？要做有意义的事。这不正是董先生给我嘱托的吗？要做大丈夫。

这么久以来，我只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什么感情，什么孩子，什么家庭。这不是无病呻吟么？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的啊。

生活给了我巨大的馈赠，而我却不思回报。我过着少年时期自己不敢想象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