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学生们，我与刘大哥就一起到了那个高中，办助学的事情。

在云南的地界上，刘大哥的能力比我强得多，虽然按我提出的模式开展，但他却丰富了许多内容。

比如这学校一个年级四个班，他组织了一个歌舞队和一个足球队，这就是他的创举。

在刘大哥看来，大理这地方的教育基础，要硬参加高考，能够以大学专业谋生的孩子，毕竟是少数。成绩最好的那个班，当然得重点培养，争取多出几个一本。但成绩一般的同学，就得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了。

云南人擅长什么？当然是歌舞了，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已经让很多年轻人，找到了饭碗。那么，全国各地的各种演出团体，每年都要到云南来招人，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优势呢？

歌舞老师是刘大哥招来的，工资又不算高，但他们培训学生的热情以及学生们参与的兴奋，从脸上的表情，就看得出来。

凡事有比较优势，有热情，就会有成功的希望。

至于足球队，与那一帮北理工学生有关。首先是他们师兄支教的学校，就建立了足球队。北理工是中国大学足球最发达的学校，来支教的同学，就成了学生们的启蒙教练。到了高中，从小受过足球训练的苗子，就有不少。

把他们组队，带他们比赛，如果有内地球队发现了他们的才华，他们可以吃足球饭。即使没有因此就业，也让他们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

其实足球和耐力运动，一直是云南的强项。中国最多的竞走冠军，产生于云南。中国国家足球队的训练基础，也在昆明海埂。因为这里高原的特点，对人在缺氧条件下的耐力，要求很高。而云南的孩子，天生适应这种条件。他们一旦到内地富氧地区参加比赛，其耐力的长处，就会特别明显。

这两个增加的项目，预算也不高。满打满算，只是一年会增加五十万，在我和妍子酒吧的利润范围内，根本没问题。关键是，找到了刘大哥这样能干的操盘手，是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幸运。

在刚开学的一个月里，我和刘大哥几乎吃住都在学校，各种模式的调整，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反馈，以及与无端学校的联系协调，我们都费了不少精力。

当然是刘大哥唱主角，跟他说的一样，有的同学说话快了，我听都听不懂，还需要刘大哥这种翻译。

运行正常后，就看这一学期期末调考了。期末时，大理市有一个调考，全市统一出题阅卷，看看各高中的名次和成绩。以前，这个高中的成绩，基本在大理是垫底的。通过我们资助的项目，大家有了提高的信心。但具体检验，还得等到这学期结束，也就是放寒假前，才知道。

我不可能一直呆在这里，一是起的作用不大了，刘大哥已经可以包打天下。二是确实呆不住，跟当地人交流很少，融入不了当地生活，况且，刘大哥和文大姐不知道我跟妍子离婚了。我们夫妻分别这么长，我不回家，免得他们这问那问。

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人的处境变了，对做同一件事的热情也发生了转变。

原来，我与妍子商量这个云南助学的项目，是很有热情的。这是她的功德，我可以帮她实现愿望。她是我的妻子，让她高兴是我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也想通过我们共同操心的这个项目，拉近与她的关系，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

但是，当我们不是夫妻时，我对此事的热情就减少了一半。我知道，这是个好事，我做起来也没有怨言，但是，却没有当时的冲动与激情了。

在整个做事的过程中，我有时看着刘大哥忙前忙后，有一种这是他的事业的感觉。我的存在感不强，是因为从效果看，他比我做得好。

动机和效果正激励机制减弱，我现在，仅仅把它当成一项任务。更何况，这个任务完成得好与不好，我虽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