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李长逸穿戴好医护级的隔离服，以“全副武装”的姿态，坐上了飞往欧洲的航班。

隔离服非常闷热，飞机上要照顾其他乘客不可能把空调温度调得太低，李长逸又必须严格执行防疫要求，不喝水不吃东西。

他只能提前穿好纸尿裤，努力让自己睡着，度过人生最煎熬的11个小时。

欧洲各国这阵子疫情此起彼伏地爆发，形势非常严峻。虽然各国工作人员异口同声的保证，只有经过核酸检测和体温检测的乘客可以上飞机，并且抵达之后目的地再次执行同样的检测标准，以此保证乘客和国家的安危。

可说是这么好听，世界各地还是爆发了不少境外输出案例。

7月1日，在飞往澳大利亚珀斯的阿联酋航空ek420航班上，有四名女性和两名年龄在4064岁之间的男性被确诊为阳性。

7月6日，一架抵达罗马的航班上，225名乘客里被查出21名呈阳性。意大利政府着了慌，叫停航线的同时紧急追查病毒来源与去向，人们称其此事件为“病毒炸弹”。

因此，当李长逸辗转落地慕尼黑的时候，当地官员和使馆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安排了独立房间给他做核酸检测，不过仍然要求在核酸报告没有出来之前不许离开房间。

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一般需要等4—6个小时，主要是检测机构在市区，从机场送样品过去，再把检测阴性的证明拿过来，一去一回就得俩小时。

李长逸特别强调，这一路上他都没有解开隔离服,理论上是没有与外界有交集的。

然而没办法，德国人并不愿意承担引爆全城的病毒传播风险。

李长逸只能给二师兄打电话，询问师父的境况，想办法带个话，告诉梁国辉这边的情况。

可是二师兄的话让他几乎崩溃：“师父呼吸困难高烧不退，已经陷入昏迷了。”

机场距离医院只有40分钟的车程，可就这么短的距离，他却感觉仍然隔着万水千山那么远。

此时的他恨不得自己查出阳性，这样就能走绿色通道直接送去师父所在的医院了……

万幸的是飞机上并没有人查出阳性，经过工作人员的协调，李长逸的核酸报告直接转送到中医诊所，这样他能提前一小时离开机场前往医院。

医院门口是高风险地区，所有人都穿着隔离服，李长逸通过胸前的汉字找到了二师兄长庆。

隔着面罩，又戴着口罩，他只能看出张长庆的眉眼已不年轻，瓮声瓮气的声音隔着面罩传出来：“你这孩子，真不该过来的，唉！”

李长逸摆摆手算是打招呼，直接开口：“二师兄，快点带我去见师父吧。”

医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苛不近人情，知道李长逸是老人的至亲晚辈后，医生护士不光同意他在重症室外探望，还允许进入病房，近距离交谈几分钟。

不过这几分钟风险很高，必须按照医护人员的最高标准去防护，比如进出病房要喷淋消杀，在病房内绝对不能拉开隔离服面罩，如果隔离服有任何微小的破损，都必须紧急报备处置等等。

李长逸终于走到了师父的病榻前，他走得很慢很轻，害怕惊吓或者打搅到老人休息。

仿佛是有心灵感应一样，梁国辉居然微微睁开了眼，喉咙里发出嗬嗬声音。

李长逸再也忍不住了，一步跨到床边想要握住师父的手。

一旁的护士发出警告，做了个阻拦的手势，显然这也是不允许的。

梁国辉仿佛用了很大力气，微微摇头，用眼神制止了李长逸的冲动。他需要调动很大的力气呼吸，已经非常虚弱了。

师徒俩隔着一米远，相互对视着，虽然没有办法说话，但是他们都读懂了对方。

“醒木仔，点解咁唔听话，跑咁远嚟探我